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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我发表的论文,大家提提意见

我发表的论文,大家提提意见

本刊编号:2005437“修改稿”

价值、工具与文化转型

李  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导致二者的断裂产生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成为必然。能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并促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新理性精神成为文化转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现实基础。
   关键词:理性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文化危机  新理性精神  “实践”模式   文化转型

“古希腊柏拉图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志、理性、激情,这可能是理性一词最早的使用。”[1]一般看来,所谓理性是指人们以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应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思维方法,以系统化、理论化、模式化的思想、理论、原则指导人类行动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在笔者看来,理性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目标,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索和改造中展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特征。理性源于人类天然禀赋的认识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人超验的抽象思维,“人类抽象能力转向自身时便形成自我意识,并由自我意识形成我们现在称为理性的东西。”[2]理性是人的理性,人是理性的人。那人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人是一种双重性存在,一方面人从自然界进化而来,作为有生有死的生命有机体,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是自在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不满足与自身的“有限性”和生存境遇的不完整性,力求超出生命的界限,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类生命价值的永恒,这表征着人是自我创生的自为的存在。人存在的双重性决定了理性对象的双重性:理性既是外在技术层面的人类征服自然实现自由的工具――工具理性,又是内在精神层面维系人类生命存在的目的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据――价值理性。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理性归根到底都在实现人的两个宗旨:求真与求善。无论是理性本身的发展,还是思想家们对理性概念的反思,都表明以求真为宗旨的工具理性和以求善为宗旨的价值理性构成了理性存在的两个维度。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人类正是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文明。

   价值理性是不以某种可见的利益为目的,而是在深思熟虑及信念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较恒定持久的对意义和终极关怀的追求。价值理性的特征在于它注重的是行为本身、过程、结果所蕴涵的意义,而不是行为的结果。关于“价值理性”,学术界虽有不同表述,但实质上并无差别。即在阅释“人是目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有的学者指出:“价值理性是人自身发展的主体尺度,它涵括生存意义覆盖下的道德价值、理想价值、情感价值等,具有明确的目的合理性与终极关怀性。因此,价值理性在本质上是人的生命理性,它体现着主体意识的自由本质———人对真善美的追求。”[3]这是从人的生命价值方面来揭示“价值理性”的。另有学者说:“人类是理性的动物。理性赋予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主体地位,给人类生活设定了目的和意义。理性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工具理性是人类厚生利用的手段,价值理性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据。两种理性之关系简称为‘工具’与‘目的’之关系。工具理性是人类观察世界的科学之眼,价值理性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人文之眼,人类的‘双眼’只有在视力平衡时,才能看到一个‘合理性’的世界———物性与人性统一的世界。”[4]这是从两种理性的比较中揭示“价值理性”的。无论从何种角度来揭示价值理性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从“人是目的”来立论的。“人是目的”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但是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使得价值理性蕴含着被异化的可能。“价值之为价值,乃是价值主体自为设定的,但理性往往把这种本为相对的东西视作绝对,并有意支配自己去不遗余力地追求它。”[5]任何把自为地东西当作自在必然性(异在)并主宰整个人类的价值理性的做法都会招致灾难。价值理性的异化表现在:1.过分强调意义世界而远离甚至排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只许人们服从外在目的的合理性,拒绝乃至禁止理性对这种价值做新的探索,从而使价值把人异化成实现实现价值的工具。2.过分强调外在规范的合理性而忽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3.价值理性被应用到社会领域中,促使人们精妙于制度的好坏而疏于对社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4.价值本身的绝对合理性导致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工具非理性倾向。被异化的价值理性由此产生出价值中心论和价值理想主义的错误认识,这种倾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的较为典型。价值理性的中心和最高成就是伦理道德。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的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一脉相承的圣人之道,即“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其核心内容是“天道性理”,追求的是超越的神圣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除表现为古人所说的伦常日用之道外,更表现为超越神圣的“天道”、“天德”、“天理”。这种以礼乐教化为中心的道德理性(价值)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根本的体现。作为一种泛伦理性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色彩是无处不在的。从家族中尊卑长幼的礼节到社会秩序、国家管理体系的维系,从一般的内省修身到对统治者的要求,无不把人的道德自觉---“堂堂做一个人”作为首要前提,并将“立德”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贵义贱利”、“德本财末”、“舍生取义”等都是价值(道德)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映,这种过于强调道德理性的做法不可避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异化效应。过分强调意义世界而远离甚至排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使得人们只注重道德建设而忽视人的合理需求,只注重理想而忽视现实,只注重社会而忽视个人,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维护社会秩序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崇尚价值排斥工具,强调传统反对变革创新,这一切迫使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处于文化内敛的非进取状态,导致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
   工具理性是指以用最小的资源或代价获取最大收益为原则而利用各种方法、手段和条件以达到特定目的的行为。工具理性的特征在于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以追求一种可计算的高效率,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工具理性是功利的、实用的,讲求普遍有效性,表现在理论上是形式化、数字化,表现在方法上是精确化、程序化,表现在实践上是可操作性。
“工具理性是理性对价值目标的现实体现。这种体现不以自为的价值为至上追求,把精力投入到对价值目标实现的途径的选择和手段的完善上。”[6]这种取向虽然突出了工具的重要性,却也包含着工具理性被异化造成价值迷失而失去整个意义世界、纯粹“为工具而工具”“为手段而手段”的可能。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了工具理性巨大作用,作为工具理性的基础和实质内容的科学技术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上帝死了”,工具理性却成为新的上帝。随着宗教信仰的日益式微,世俗文化的不断高涨,科学主义、实利主义的渐趋盛行,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强大基础,成为“现代化”乃至“现代性”的突出特征。不可否认,工具理性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期望能以理性的知识代替想象,消除神话,从而使人们摆脱对自然的恐惧,而成为自身的主人。它好像一度也达到了这个目的,并激起了人们一种昂扬的乐观精神。但它在为人们创造出一个丰富的物质世界、一个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全面异化、自由的丧失以及严重的生存危机。工具理性的异化表现在:1.人自身的存在及其生存状态的异化。就人的存在而言,在工具理性的光照之下,“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即成为单纯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7]工具理性在创造了一个结构紧密、运转有效、高度丰富的物质世界的同时,却对人的精神、信仰、情感等种种内在的东西漠然无视,把人变成了一个个没有色彩的符号。2.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在人类肆意的干涉和破坏之下,今天的地球已是满目疮痍,沙漠的进逼、气候异常、水质的污染、资源的匮乏…… 3.对工具的过分注重导致价值的缺失和意义世界的丧失。嬉皮士文化、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都是工具理性的异化而造成价值非理性的表现。
4.对工具理性的的崇扬导致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观念认识上的误区。“发展”仅仅被理解为是经济的增长和科技进步,强调的是效率,是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而事实上,工具的进步和财富的创造只能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维度之一。被异化的工具理性由此产生出效果中心论和实利主义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在西方现代文化中表现的较为典型。西方现代文化是工具理性文化。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是因为他们为功利所驱使,尽量减少成本,消除浪费,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革新提高效率,这些正是工具理性的表现。“工具理性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理性的工具化,在这个工具化过程中,理性不再执着于对自为价值的追求,而把这种价值具体分解在理性活动借以实现合目的性的行为过程中。”[8]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和最大成是科学技术,科学精神是工具理性的最集中的体现。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工具理性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支撑着整个现代工业文明。工具理性取得成就使得人们对工具(“目的--手段”)充满信心,认为人可以通过科学(工具的表现形式)把握宇宙,并且可以通过日益改善的技术手段去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解决人的生存的各种问题,产生出“科学万能论”的思潮。但是,一个社会如果工具理性太过分,不但有丧失社会公平的危险,而且会导致人的“工具化”,泯灭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各种生态危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但是对“社会转型”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学者宋林飞指出,“在中国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具有社会体制转变、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形态变迁三种主要意义。”[9]鉴于笔者在此探讨的是文化转型问题,所以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是社会系统发生整体性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即社会系统的三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运行方式以及三个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推知,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这种关系是由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文化与社会既是相对分离的,又是相互统合的。二者的相对分离是指,文化是社会整体的内在的主观精神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深层的存在,而社会系统则是文化的物质载体。二者的相互统合是指,文化与社会是相互依赖共生的,因为只有将文化与社会统合为一,才不致于在论述文化问题时脱离其物质载体从而将文化抽象为空泛的幽灵幻影;也不致于在论述社会变迁问题时脱离其精神内核而把社会抽象化为无灵魂的物质结构。“文化作为无形的东西,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制约着各个领域的发展。如果社会转型只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展开,不深入到社会的深层文化领域,那么社会转型只能在表层和中层完成,而且这种转型可能由于文化的滞后而陷于停滞或者流于失败。即使这种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也是暂时的,不会得到巩固。这就会严重阻碍社会转型的进程,延长社会转型所需的时间,增加社会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反过来,如果人们认识到文化的深层作用,促使社会转型在深层次上展开,通过文化间的交流和竞争,实现文化创新和新旧文化的更替,那将大大缩短社会转型的进程。这一点可以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中得到说明,也可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成功中得到论证。”[10]有鉴于此,在转型过程中,必须使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双向匹配互动机制,否则在具体运作过程中顾此失彼,必然要延缓甚至断送整体性改革进程。因而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问题上“一手硬一手软”的方式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否弃。
   


   文化转型,“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被另一种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11]文化危机是导致文化转型的直接原因。文化危机是指在特定时期内占主导性的文化模式的失范,即主导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而不能成功应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危机就是主导文化的危机。文化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当前中国而言,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适应中国建立现代社会的要求,所以中国在社会转型的同时还面临着文化转型问题。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文化模式的主导地位是稳固的,文化系统也是比较健全的。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信奉和坚持以下的基本文化规范:社会价值体系以仁为核中心、社会控制体系以孝为中心、社会权威体系以皇权为中心、社会行为体系以静为中心、社会知识体系以尊敬明道为中心。这些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形成了重视经验、道德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虽具有保持和谐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进而强化道德文明的作用,却从反面埋下了湮灭独立个性、抑制健全人格、消磨创造精神的种子,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政治专制、经济自足、文化守旧、盲目排外的传统社会泥濯之中,既没有生长出足以推动现代工业文明早日到来的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也没有催生出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藉以形成的自由、平等观念。”[12]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应该继承的精华,但就总体来说,对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毕竟是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断裂与异化使得它们都不能单独承担起拯救人类的重任,都不能使社会正常、有序、和谐的发展。因此,在中西方社会都面临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今天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二者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整合起来,以期实现社会、文化的成功转型,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有鉴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相互分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什么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与异化的原因呢?笔者认为,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在时间上:工具理性着眼于未来,以获得先进性;价值理性面向过去,以获得稳定性,即工具理性的“真”与价值理性的“善”之间的断裂。在空间上:工具理性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以获得足够的利润支持,从而研发更先进的技术;价值理性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以获取价值本体论意义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即工具理性的“利”与价值理性的“善”之间的断裂。二是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引发的。这种错误认识是与对人的理解的变化直接相关的,古希腊把人看成是理性的存在物,人的意义生成是理性自然而然的伸展和澄明。中世纪价值理性被异化使得人们相信人是作为信仰而存在的,人是信仰的人。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工具理性得到了极致的发展,一方面人类相信自己可以凭借工具理性的手段或技术方法能无限地控制自然,而不必求助于某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价值理性);另一方面人们相信对自然的工具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结果必然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增长,并且会导致人的至善至美和最终解放,这样工具理性就成为检视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结果使人自己成为实现工具理性的“工具”,成为“单向度人”,丧失了意义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对人作何种理解都必须把理性作为前提条件肯定下来,这使得工具理性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决定着人的存在,人的趋向生命超越性存在反而隐没不见了,所以说理性本身就具有工具化的本性。可是工具化并不是理性的唯一本性,价值化同样是理性本质特征。


   理清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异化的原因,那么如何弥合二者的断裂将两者统一起来避免异化呢?在笔者看来,重新构建新理性精神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很好的方法。所谓新理性精神,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既是相对分离的,又是相互统合的,二者是均衡发展的、良性互动的。工具理性不能替代价值理性,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现实选择。为了实现二者的均衡,价值理性还要遵守价值目标的可能性、价值目标的现实性的原则,工具理性也要遵守效用优先、非害他性和易行性原则。
新理性精神以何种方式来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呢?康德说,人是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使人具有道德的问题。而人只有在实践理性的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自由,“德性首先给我们揭示了自由的概念。”[13]而所谓人的“自由”,并非指人能够摆脱或超越因果律的支配,在这一点上,人类永远不可能绕过“必然”。但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能够使自己的意志行为只服从于理想的自我立法。这表明了意志自由可以作为原因而影响因果律。恰恰是这种理性“自由”,表征着人的“自由”,从而指导人的超越。在这种理性之下,人是目的,人之所以“能做”,在于人的“应做”,是人的“应做”,直接匡定了人的“能做”。因此,本体始终高于现象,道德始终优于认识,“善”始终高于“真”,从而达到二者的统一。康德模式,可以看作是工具主体最大限度地约束自己,最大限度地消减工具在未来时间上的风险,从而达到二者地统一。即消减工具未来时间面向性与道德达成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主体的目的性,通过“自由”的选择而作用于“必然”,使“必然”成为“自由”,使“真”成为“善”。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自由存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以得当的方式使用作为工具的技术;另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在“精神”上操纵控制技术。这两者构成了技术的“异化”状态:将技术视为纯粹的工具,有可能使技术脱离人的控制;然而,随着技术高、精、尖趋势以及负面作用增大,从而反过来促使人操纵、控制技术地愿望则愈来愈迫切。如何克服这种“异化”达到二者地统一?海德格尔认为应当在一种“自由的关系中”把握技术。技术的求“利”与技术功用的应“善”特质构成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否定技术的“求利”应是为了人的“自由”的“善”的目的性。“技术乃是一种解蔽。”[14]这种去“蔽”,实际上就是求“利”,就是把自然中被遮蔽的能量开发出来,加以改变,把改变的东西储藏起来,再加以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重新转换,周而复始,永远没完。即求“利”的行动永远没完。如此以来,人类还有自由吗?有!技术的求利不能遮蔽其本有的“实然”属性与“应然”指向,以及“实然”与“应然”的统一要求。这种统一在古希腊是一种自然的生发,就像农民对待土地,播下种子,将它们交给自然的生长力,这是一种诗意的“解蔽”,体现了人的自由。面对现代技术表现出来的挑战、操纵、控制和整理自然的趋向,海德格尔称之为强索的“解蔽”。他指出,“自由”决不是一个意志主体任意选择的可能性,而通向真理的道路――即人不是存在的支配者和统治者,而是本身――属于存在,即强索的“解蔽”应向诗意的“解蔽”回归,从而达到统一。海德格尔的“解蔽”模式,实际上就是消减工具在空间上的开放性,从而在空间上与价值的封闭性达成一致的统一模式。即海德格尔最大限度地消减了工具自身在空间上的“求利”欲望。主体应在空间回归并属于存在,海德格尔的“属于”不是隶属,而是融入其中,如此则“利”趋合理,“善”莫大焉。
   这两种统一方式尽管有其深刻与合理之处,但都隐含了一个前提;价值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是出在工具身上。价值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价值的“善”是绝对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人为预设的,由预设的前提演变成真实的条件,最后推出必然的结论,这种推理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自然经不起追问。
   那么究竟采取何种模式来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的“真理”包含“实然”的“必然”和“应然”的“自由”两层意思。实践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实践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还包括在此基础上主体的行动与改造。实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具的“真”和“利”可以为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客观手段和物质支持;价值的“善”则为人确定自由解放的目的性。工具与价值的统一是主体的人在追求自由存在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统一。在实践中还要认真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技术训练和品格修养四个方面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还应该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只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弥合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才能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最终使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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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庆霞.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55-56
[11]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
[13](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0.
[14](德)海德格尔(孙周兴选编).技术的追问[A].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0.

Values, too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I Q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nanxi712100,China)


Abstract:The dual nature of the dual nature of existence and rational target for the value of rational and tools exist to provide a rational basis for reasonableness. Value rational and rational tool for both people and the very nature of the mistake which had led to both rifted cultural crisis,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evitable. Integration with the tools to the value of a rational reason to break them and the new rational spirit of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me, the Marxist "practice" models for the new rational spirit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in reality.
Key words:RationalRational valueRational toolCultural crisisNew rational spirit"Practice" modeCultural transformation


   

[ 本帖最后由 xjliqiang029 于 2007-4-6 20: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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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楼主改一下字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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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是学哲学的?
距离如果是心里的距离,那就是不可度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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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学的,以后可能要向哲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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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论文?我也要写了,来学习学习.
这个字体,看起来确实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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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已经放大了,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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